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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,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。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,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。**东在50年代鼓励生育,人多热气高,好办事,而且不怕打核战争,炸死一大半人,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。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,80年代迈入了十亿。
从我生下,我们一家成了八口,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。以前,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,现在“**”结束了,知青返城,开始长住家中。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,像个猪圈,简直没站脚的地方。这年夏天的拥挤,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。
几天前母亲对我说,大姐来信了,就这两天回来。
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,因为最早,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。她离过三次婚,有三个孩子,最大的比我小六岁。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,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。“天棒!”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,“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?”大姐一回来,待不了几天,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,拍桌子互相骂,骂的话,听得我一头雾水。直到把母亲闹哭,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。
但不知为什么,大姐不在,母亲就会念叨。一听见大姐要回来,母亲就坐立不安,时时刻刻盼望。我总有个感觉,这个家里,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、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的肚里事。
这年夏天,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,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。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,是大姐。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,在盼大姐回来。
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。她怀过八个孩子,死了两个,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,我是幺女,第六。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,不是因为我最小。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,从不宠爱,绝不纵容,管束极紧,关照却特别周到,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,出了差错不好交代。
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,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。他平时沉默寡言,对我就更难得说话。沉默是威胁: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,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。对哥姐们,母亲一味迁就纵容,父亲一味发威。对我,父亲却不动怒,也不指责。
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,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。
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,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。
4
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,坐在一张矮木凳上,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。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,凳面有个小方块,嵌镶着四块瓷砖,中心是朵红花。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。他熟练地裹烟。堂屋里光线暗淡,但他不需看见。他眉毛不黑,但很长,脸上骨骼突出,眼神发亮,视力却差到极点,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很少笑,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,也从未见他掉过泪。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,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。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,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。
我放学回家,见房门紧闩,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。
“是你妈回来了,”父亲说,极浓的浙江口音,“饿了没有?”他掉过头来问。
我说,“没有。”
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。
父亲说,“饿了的话,先吃点填肚子。”
“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。”我说。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,我突然不安起来。
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,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,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。四人抬的氧气瓶,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。她抢着做这事,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,还紧抱氧气瓶不放。被救上岸,第一句话就说:“我还能抬。”
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,而是怕失去工作,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。她抬河沙,挑瓦和水泥。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,母亲赶去了。那时还没我,正是大饥荒开始时,母亲饿得瘦骨嶙峋。耐火砖又厚又重,担子两头各四块,从江边挑到山上,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。一天干下来,工钱不到两元。另外两个女工,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,又累又饿,再也迈不开步,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。被人看见告发了,当即被开除。
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,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,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。
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,对母亲说:有个运输班班,都是些管制分子,你怕不怕?母亲赶紧说不怕。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“群众监管”有历史或现行**问题的人,没人肯去干的活,才轮到这批人去干。
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,**力活,汗流浃背,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,迈着一样的步子,抬筑地基的条石,修船的大钢板。她又一次落到江里,差点连命都搭上了,人工呼吸急救,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。
做了十多年苦力后,心脏病,贫血转高血压,风湿关节炎,腰伤,一身都是病。在我上初中时,才换了工种,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。算是轻活,烧全天。半夜里把煤火封好,凌晨四点把火启开,捅煤灰,添新煤旺炉火,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。
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,周末才回家。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。哪怕我讨好她,给她端去洗脸水,她也没好声好气。
卷起她的衣服擦背,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,像骆驼背,两头高,中间低,正好稳当放杠子,是杠子的肉垫。擦到正面,**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,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。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,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,双腿不雅观地张开。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,跟猪一样,还流口水。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,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。
母亲在外工作,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,到晚上天黑,他眼睛看不见,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。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。
星期六,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,全家肉票加起来,割半斤肉。做成香喷喷的一碗,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。母亲还不领情,挥挥筷子,绕过肉不吃。父亲有次火了,拍桌子,搁了碗筷。他们两人你来我去,然后把我们轰出门,关门吵架,争得越来越激烈,声音却明显放低,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。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,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。
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,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。母亲岁数越大,脾气越变越怪,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。粗话,下流话,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,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,我从小听惯了。但这是我的母亲,她一说粗话脏字,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。
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: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,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;她关门砰的一声,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;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,这些我都受不了。